父亲40岁时有了我，我40岁时没了父亲。父亲三年前患癌症，去年端午节的第二天逝世，天刚蒙蒙亮。也许父亲直到最后离开我们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诚信。我偷偷地把眼泪往肚里咽。
父亲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这骨肉间惨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哥哥说，父亲曾经特意叮嘱他，让他尽量设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场。到底为了什么呀，父亲？多么残酷的一个谜啊！我非常难过。
阎纲先生的《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一次开会遇到阎纲，我问先生：阎荷走的时候最后要没要见见她的女儿丝丝？他说没有，“她执意不见，生怕吓着孩子，也怕孩子难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继而释然——父亲拒不见我，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总得撑着一口气，见上一面自己最为牵挂的亲人，我哪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历史，他的人生对我其实是一个谜。彼此深爱着的父女，直到生离死别，竟然煞费苦心、讳莫如深，决意将秘密埋入地下。1924年，父亲生于冀中平原一户殷实的农家，兄弟姐妹十人，父亲行三。他肤白眼大，身长貌美，常取红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他15岁离开私塾进城当学徒，其实是参加革命。我只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险，以后怎么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说是冤假错案，风云变幻、一生荣辱，父亲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上瞒父母下瞒妻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好奇。我想，他是不想把遭受精神摧残后的剧痛留给我。
父亲达观幽默，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同事、朋友、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但全家人还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误”：一是为子女起名。1955年，姐姐出生，名“丽伟”，社会主义国家壮丽伟大；1958年，哥哥出生，名“跃伟”，欢呼大跃进的伟大；1963年，为我起名“卫宁”，保卫列宁主义。我对父亲说，你看看这三个名字，紧跟社会潮流，政治色彩浓厚，缺乏文化底蕴。父亲说，这正是我一辈子干革命的红色烙印。二是鼓动姐姐上山下乡。1974年，姐姐 “中榜”，全市人民敲锣打鼓欢送她们，父亲对落泪的母亲连连说：“第一批光荣，第一批光荣！”尽管几年后知识青年大返城时姐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错过了太多的机会。三是不让哥哥考大学。哥哥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父亲说他最满意的就是让儿女们当工人，当农民，心里踏实。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阻止哥哥报考，说工人有一技之长，不管搞什么运动都会有饭吃；不要当知识分子，不管什么运动来了都跑不了。1978年，幸亏母亲的支持、我的鼓动，哥哥瞒着父亲考上大学，进了一所部队院校，现在成了大校。
记忆追溯到久远。4岁那年，我随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亲找到我后紧紧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说：“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此刻的父亲，个高，体瘦，一头浓密的黑发，蓝裤白衣，急急促促，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抱恨父亲把我弄丢，就往他的领子上蹭眼泪，使劲地蹭，想把他的白领子蹭脏，但却不知不觉记住了父亲身上的气味！这一记就再也没有忘。父亲从那天起好像落下病根，只要见我出远门，必嘱我穿红衣裳。
父亲常自豪地对别人夸我5岁时第一次为他做的饭——一饭盒没煮熟的大馅饺子，厚厚的皮儿包着没剁烂没搁油的白菜渣子。那时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父亲被监督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水泥，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腰部受伤，住院治疗。病房里还住着其他两个病人。父亲分别给二人起了外号，头小腹大的叫鸭梨；头大腹小叫的大头。父亲挑出没馅的让我递给鸭梨，说肚子太大的人只配吃没肚子的；又挑出个头儿特小的让我送给大头，说头那么大只配吃个头小的，结果，饭盒里剩下的全是成个儿有馅的，父亲不住地说：自豪啊自豪，你们看看我女儿包的饺子多好啊多匀实啊！仨人为一堆歪歪裂裂的饺子笑闹不休。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那年，两位病友来家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吃饺子，又提起当年我的“杰作”，哈哈笑个不停，说现在是真乐，当年是苦中作乐，多亏了父亲的玩笑，仨人熬过了难熬的日子。
上小学时，样板戏盛行，女孩儿们都喜欢留李铁梅那样的长辫子。我的头发又黑又密又粗，长到腰间，我天天臭美地洋洋自得。有一次，市里要在我们学校搞文艺汇演，我担任报幕员。那天一大早，父亲说：“今儿我给你编辫子，你自己编得松，脑袋乱蓬蓬的，上台不好看。”我站在立柜镜子前，看他把梳子蘸了水，从上到下把头发梳通，揪得紧紧的，编到下面他不得不蹲下，编好了，直起腰前后左右看，说不行还是不紧得重编，于是散开重编，如此反复几回，就在系好辫绳起身的一瞬，他曾摔伤落下病根的腰突然扭了一下，疼得大滴大滴的汗，我抱着他的头吓坏了。“没事没事老毛病了，你转过身去我看看辫子好看不？”我转过去从镜子里看到他一只手使劲按着腰一只手使劲扶着墙慢慢往起站，我的泪就落下来了。他强笑着：“傻孩子，这点儿事就吓哭了？这要在战争年代还没上老虎凳你就先招了，怎么当地下党啊你！”他整了整我的头发帘儿：“快去学校吧，报幕的时候声音大点儿，让我听见。”学校离家很近，操场上的声音常常传到家里来。演出完我跑回家，父亲躺在床上，母亲说单位大夫来看过了，不让动，得躺一些日子。我的眼睛又湿了。父亲说你报幕时说“下一个节目是……”的“下”字声音发劈了，不圆润。我说那是为让你听见才使劲喊的。那天下午我让姐姐陪我去了照相馆，把辫子放到胸前照了一张相，然后就让相馆的阿姨把辫子剪了，回家我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梳辫子了。父亲眼角渗出泪，把头扭到一边。好多年后搬家，姐姐写信告诉我，在收拾父亲的皮箱时她看到了裹在塑料袋里的我的辫子，是那天父亲让她去照相馆找回来的，没想到他一直留着。我想，父亲是把辫子当成了他丢失过的爱女，怕再丢了找不回来。我为父亲痛剪了它，父亲为我珍藏了它。
在那个年代，我曾为父亲谜一样的“历史”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料在我初中毕业那年，竟填了入团申请表，虽然还要报校团委审批，但是自豪自满甚至是自负的神情，还是挡也挡不住地挂在了我和父亲的脸上，父亲觉得他的历史再也不会影响女儿历史地成长了。没承想，未获批准。理由是档案中“家庭出身”的“地主”与我所填的“革干”不相一致，有欺骗组织之嫌。父亲怒吼道，当年我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是“革干”是什么？怒不可遏，闯入组织部，大有咆哮公堂之势。当时出台一个政策，对出身不好但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其子女的家庭出身均可改为“革干”。组织部门及时将相关的文件转发到我的学校，但校方疏忽忘记变更档案，不宜入团的结论稳稳地横在我的档案袋里。那天晚上，父亲带我去了一家特有名的馄饨馆，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父亲说咱们今天就一个字：吃！父女俩一下子干掉了六大碗，外加六个油酥烧饼。桌子上的胡椒面、辣椒粉、醋等各色调料均锐减一半。
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事不顺心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涌起那年的那一刻，何以解忧？唯有馄饨。
我长大毕业了，分配到外地工作，“五一”回家，我对父亲说我有男朋友了，父亲问：对你好不好？我说好。怎么好？我说有一次散步累了想坐下歇会儿，他把钱夹给我垫着，走时忘记拿了，过后他说钱算什么，要是你的肚子受了凉那才算事呢！父亲笑了，问他家是哪儿的？我说跟咱一个市。父亲说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家来吧，吃个饭。又问他爱吃什么，我说：鱼。晚上，极少下厨的父亲做了一大桌鱼宴：红烧鲤鱼，干炸小黄花鱼，清炖鲫鱼……第二天，发现父亲的脸上手上全是红疙瘩，母亲说，其实父亲已经有好一阵子对鱼腥过敏了，但昨天做鱼他不让别人插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穿着白衬衫忙忙碌碌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气定神闲、慈眉善目、身着宽松衫成天在家晃悠的老头儿。他开始练书法，说是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实是待到三伏的大热天儿和三九的大冷天儿才研墨提笔，太热、太冷出不去，只好猫在家走“行草”。我常常取笑他如此的长性。
三年前，父亲开始尿血。起先谁也不知道，后来母亲从父亲的内裤里发觉，全家惊慌。父亲从容镇定，说：“这点血算什么，大风大浪、枪林弹雨都过来了。”
查出癌症。我们决定把病情铁桶般地瞒着父亲。身体受苦，不能让他精神上再受苦。
那年父亲78岁，医生主张保守治疗，中药、西药、秘方，有用的没用的，只要是听说治这个病的，全买，全往肚子里头灌。父亲似乎有所察觉，拒绝吃药，拒绝去医院，说：“别瞎忙了，我心里有数，该住院的时候我会去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你家新居客厅的墙有多长？”我告诉了他，心里却纳闷。过不几天，他写了一张“心旷神怡”条幅送给我，让我裱了挂在客厅，说：“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后来母亲告诉我说，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提笔写字。
父亲住院了，他不知道癌细胞正在迅速地吞噬着他的身体。医生为他做全身“加强CT”。他躺在扫描室，我和哥哥隔着玻璃门看着电脑里扫出来的即时图像，医生说有亮点的地方就是癌块。扫过大脑，有亮点；肺，有亮点；腹部，有亮点……CT在一点一点往下扫，亮点也在一闪一闪地往出跳，医生说，这样的癌块很痛，老爷子受罪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又不敢擦，生怕被玻璃门内父亲眼睛的余光所发现。忽然，我看到父亲的双脚在一勾一勾地动，那是他强忍着疼痛有意逗我开心。以后他从没当着我的面喊过痛。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散步的脚步越来越慢，需要人搀扶，下不了床，翻不了身，后来只有胳膊和手能够动弹。他哆嗦着要下床，挣扎着不要扶，颤抖着自己走路……每一阶段身体状况的下滑都伴有那么多的不甘和无奈，都伴有我那么多的心酸和无助。
不间断地输液，使父亲的双手浮肿青紫。我买来一个小毛绒玩具兔，白白的，软软的，那是我的属相。我让父亲攥在手里。父亲非常喜欢，整天捏在手里，医生护士都好奇地问是谁给你的呀这么珍贵，他笑而不答。他对我说：“‘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见事不好要躲开，莫伤别人莫伤己。’这是老爸为你做的《新编白兔歌》，要记住。”
一天，父亲叫我，我俯身床前，他艰难地抬起手缓慢地无声地抚摸着我，先是额头，然后眼睛，然后双颊，然后鼻、嘴、肩膀和胳膊，最后握住手，大滴大滴的眼泪躲过他尖削的颧骨顺流而下，流到枕头上。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流泪。我强忍着剧痛，笑对父亲：“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老爸你教导我们‘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父亲哽咽，说：“老爸还有一句：出远门，必红衣！”那天，我把沾满父亲泪水的枕巾和着我的泪水在水房里拼命地搓呀搓。泪水无价，但此刻我却不愿保留。
父亲饭量越来越小，昏睡越来越长。一天傍晚，我在家突然感觉心慌难受，马上打电话到病房问病，母亲说父亲一直在睡，不吃东西。我急了：“你叫醒他、叫醒他，别放电话，我要听见你叫醒他。”我担心父亲昏迷。母亲开始叫父亲，说宁宁让你吃饭，醒醒！宁宁让你醒醒，吃饭！一会儿，我听到两声“啪啪”的扇子开合的声响，我的心这才一松，挂断了电话。父亲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只要能运动生命就不会停止。到他最后仅有两只手能听他指挥的日子里，他为自己找到唯一的运动方式，就是让檀香扇在双手之间开开合合。这一开一合的声音在女儿听来，堪称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却是父亲用尽仅存的一丝气力为自己奏响的安魂曲。六小时后，父亲去世了。我把他的檀香扇留在我的手里，把我的小毛绒兔放进他的骨灰盒。
办完父亲的后事，母亲拿着一个小铁盒，里面是100元100元的钞票，她强行塞给曾经帮助过父亲的朋友们，说“这是宁宁的一点心意，谢谢你们对她爸爸的好！”事后，我奇怪，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你这些年给爸爸过生日的钱他都没花攒在铁盒里，临走时说那里面一共有3000多元，让我用你的名义谢谢照顾过他的好心人。”
父亲终于撇下我去了，舐犊情深的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一个个困扰我一生的谜底永远永远地被他带走了。
父亲在时，我不便探问底细，仿佛对于父亲不愿意公开的事好奇的追问是一种罪过。父亲走了，我才醒悟到自己对父亲的陌生。我自责对父亲特殊的心灵理解了多少。父亲走了，他又回来了，梦里，我问父亲：为什么对自己的光荣历史秘而不宣，对文革的冤情淡然一笑；为什么叮嘱我谨慎笔墨，“见事不好要躲开”；为什么让仨子女“不要当知识分子”；为什么灵魂升天、永别时刻唯独拒不见我，且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父亲把爱渗透到女儿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而女儿体味他的仅仅是难忘的气味。我爱父亲，却始终解不开父爱之谜直到永别！多么深不可测的父爱啊！我很幸福，我又很痛苦！
天渐渐地热了，中午的作息时间延长了。我把父亲的躺椅和褥子搬到我的办公桌旁，每天午休时躺在上面，总能感受到父亲的气味。我不由自主地想，父亲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告别这个晨曦微露的世界时，最后的一瞥，是否看到了正在安然熟睡的爱女？那是他对女儿最后的保护。
那年我丢了，父亲找到我；而现在，父亲丢了，我却找不到他。父亲没了，以后还有谁能把我再找回来呢？
(文/郝卫宁)
